朱昌俊:为高考护航不能保护过度

又逢高考,这些“新闻”照例归来:“家长血拼高考房,民宅1天2千酒店价格翻6倍”;各地纷纷出台限行或交通管制措施,为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高考季现象,可用“草木皆兵”来形容。在此背景下,近日来自北京交管局的一则消息,或许让人略感几分“违和”:6月8日当天车辆限行尾号为1和6,往年送考车辆持准考证可免罚,今年则需遵守该市机动车限行规定。

时间若拉回到2003年,类似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的做法,或许让人难以理解。彼时有新闻称,“交警将对考生专车优先放行”,北京市公交总公司负责人也表示,要按照50周年国庆阅兵包车的标准要求,一辆车不能少,一辆车不能晚,并制定出具体工作预案和应急方案。

囿于高考在当下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高考期间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企业、个人,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无疑是必要的。但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与为高考服务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多方权衡下的理性回归。

以高考期间的交通保障为例。在拥堵路段加强疏导,以保障正常通勤效率是必要的,但像不少地方动辄拿警车为高考车辆开道,就有点过了。且不说警车开道有着相应规范,不能随便破例,如此兴师动众也难免徒增考生的心理压力。至于限行,更是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在无必要的情况下,也不该随意打开豁口。如果赋予送考车辆特权,无异于刺激送考私家车辆出行,对于提升交通通达度并无好处。再说,区分送考车辆所带来的管理成本与争议也在所难免。

围绕“服务高考”的种种极端做法,其实是“高考综合症”的表现。这首先源于高考被赋予的重要性;其次,则源于一种管理上的机械化,即整个社会习惯性地进入高考模式,而对于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往往缺乏理性研判。这其中既有管理水平的问题,亦不乏动机的偏差。譬如对于相关部门而言,无论在降噪,还是交通保障上,若出于政绩考量,往往容易做过头,而忽视对社会综合效益的权衡。这样一种过度反应,还具有传染性和刺激性,如个别考生家长在英语考试听力时间作出堵路的举动,显然就受此大环境的影响。

高考期间整个社会呈现出轻度“癫狂”,漠视规则与权利,信奉“高考压倒一切”,亦有集体社会的某种烙印。在过去,高考主要是“为国选才”,在这个宏大目标下,社会资源的动员和调动与无条件配备自然顺理成章。然而到了现在,高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自己“出彩”,因此在顺利参考上,个体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对于“一切为高考让路”的做法也会展示出更多元的态度。就此而言,社会的高考气候也该有更理性的回归。

若真正站在考生角度,过度保护在很多时候往往适得其反。高考期间,考生的心理紧张感也随之达到顶端,这时他们渴望的外部帮助,恰恰是减压。但各种草木皆兵的做法反而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感,看似在为考生服务,却可能“好心办坏事”。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社会对于高考的准备应该抱有这样的从容心态。当社会资源的整合、动员与保障考生的正常心态之间形成最佳的平衡,才称得上最好的“为高考服务”。这也有利于整个社会更理性更从容地看待高考。当然,从根本上,我希望高考制度改革的跟进以及青年成长成才道路的多元化,能真正稀释社会之于高考的过度紧张感与过度保护的心态(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罗颖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