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观察幼蝉的蝉蜕：那是一种脱壳过程，浑身扭动着，瘦弱的腿不停伸屈，很痛苦的样子。但终于把旧壳淘汰，赢得一对新翅膀。

　　 当代青年的成长类似于蝉蜕。那脱壳的过程，谁完成得彻底，谁会首先走向成功。所谓“质轻蝉翼，事重千钧”──脱壳，正为了将来的飞鸣！??期待降低一点，嬴得一个目标

　　 1997年8月4日，秦文贵从柴达木盆地走来，走上北京人民大会堂讲台，向当代青年讲述他事业成功的历程。

　　 同多数青年一样，秦文贵的起点很低。工作环境是荒凉的沙海，孤独的井架，整天干的是打钳子、甩钻杆、扶刹把、下套管、扛石粉、爬井架，都是些琐碎、枯燥且很苦的小事情。同许多青年不一样，秦文贵没有停留在低起点。他不发牢骚，不讲价钱，在基层扎扎实实地干下去，一干就是17年，用行动不断回答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并干出了一番成就。

　　 台下听报告的有个首都高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回到学校后对班主任说：“过去，我太好高骛远。这次听了秦文贵的报告，我想通了。我毕业后也要从基层干起。”

　　 班主任说：“好啊，说说，你想怎么干？”

　　 大学生说：“我想先从县长干起！”

　　 今年4月，在柴达木采访秦文贵时，记者把这段趣闻讲给他听。秦文贵大笑，说：“人家不会是听了我的报告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吧？那可糟糕了！”

　　 他紧接着表示：“这可以理解。一个青年刚刚走向社会时，雄心勃勃地为自己确立一个成长或者叫成才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个目标往往太高大、太具体。”

　　 记者问：“那你的意思，他的目标应该制定得低一点、模糊一点？”

　　 秦文贵说：“当然是这样。好比你现在饿了，要吃东西，但你却定了这样一个目标──我要到王母娘娘那里去吃仙桃！恐怕你没走到那地方，先把自己饿死了！要我说，你既然饿了，目标是要吃东西，不如手头有什么可吃的就先吃一点。”

　　 这简单质朴的道理，秦文贵花了两年才悟出来。它是被风沙刮出来的，被蚊子咬出来的，爬井架爬出来的，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逼出来的。

　　 秦文贵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朝着青海石油公司走去的时候，也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期待值，是柴达木的风沙把他那想当然的期待值刮得无影无踪了。

　　 真是好一场风沙：本是万里晴空，却突然起了沙暴。刚才还亮闪闪的太阳，顿时没了颜色。先是一根裹挟着沙尘的风柱，有十几层楼房那么高，摇摇摆摆地从远处旋转而来，只见它朝着一座沙包轻轻一吻，便轰然一声破碎了。随后，狂风席卷起大漠黄沙，一时间天昏地暗。

　　 跑回宿舍的秦文贵紧扣房门，以免黄沙钻进来。但他发现，房间内的地面上已经覆满沙土。走在那层沙上，留下一串串清晰的脚印；不一会儿，那一串串脚印便很快消失。它们被后来钻进去的沙土掩埋了。秦文贵对此很惊奇。人们常说，一步一个脚印为自己抒写人生历史。但一个人的脚印能够这样快便消失，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如果一个人的脚印，这么快就被掩埋了，那赶路人对自己的前途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秦文贵这样想着，又在沙土上走起来。同刚才一样：沙，能留下脚印。但那脚印消失得也快。你若想永远留下你的脚印，只有一个办法，你要不停地走下去。

　　 这是大戈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沙子给秦文贵上的第一课。

　　 第二课是“蚊子”。

　　 秦文贵最初在绿参一井供职，驻地名叫狮子沟。狮子沟不是沟，而是一座沙包；狮子山上也没有狮子，方圆上百公里没有一棵草，更别说有绿色。但他很快就明白了石油人起这名的用意。那是一种近乎无望的希望。无望于绿色，更希望有绿色；无望于有美丽温柔的生物，那么，来一头凶猛的狮子也好啊！然而，什么都没有，只有蚊子。

　　 起初，秦文贵发现不远处飘来一团黑云。正感奇怪，黑云已“轰”地一声扑到跟前。他听到有人呼喊：“小秦，蚊子！”话音刚落，蚊子们已经把他包围了，没等他把头藏入臂弯，蚊子已劈头盖脸、密密麻麻盖满他全身，透过工服就咬。幸亏工人师傅赶过来，摇晃着工衣，才把蚊子赶跑了。

　　 最要命的是在“方便”的时候。戈壁滩上没有厕所，也不必有厕所。秦文贵蹲在沙土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时，他看到“黑云”又飘过来了。秦文贵准备逃跑。忽然，一位老师傅朝他跑来，手里提着一团棕绳，滴滴答答，好像沾着汽油。来到近前，老师傅手一抖，棕绳围着秦文贵形成一个圆圈。只见老师傅划着一根火柴，棕绳忽地一下起火了！这时，“黑云”刚好扑过来，撞到火圈上，“轰”地一声，灰飞烟灭──活着的蚊子四散而逃。望着这奇特的景象，秦文贵哈哈大笑。在他20年的“方便”史中，这次“方便”，最惊心动魄。

　　 第三课是“爬井架”。

　　 井架矗起来了，秦文贵终于看到了大戈壁上的一点亮色。他戴上头盔，爬上钻机平台，望望下面，大约有5米，再望望井架顶部，他不敢望了，还有四五十米。这点距离如果平躺在地面，三步并作两步就过去了，一竖起来，怎么这么高啊！钻井队长看出秦文贵的心思，朝他扔过来一把棉纱，“去，擦机器去！”

　　 秦文贵的心中忽然上来了一股狠劲儿，朝上爬。所有的工人都注视着他。爬到井架中部，他听到寒风在呼啸，心想，这要是掉下去就完蛋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有攀登、攀登，一直攀到顶峰。靠着这股心劲儿，他登上了井架的顶部。他后来说：“爬钻机的时候，千万不能想到死！”

　　 那天，从井架上下来，队长对他说：“小秦，不简单！你有多大学问，我们工人不管。但你是不是个真正的石油工人！我们很看重。石油是打出来的，一个真正的钻井工人，也是在钻台上踢打出来的。你有再大的学问，也要先过这一关！”

　　 第四课是“磨难”。

　　 秦文贵回忆：“那是到井队的第一个春节前夕，一段约5厘米长的丝扣铁屑，穿透了我的左手。”

　　 当时，秦文贵正在井架上放绳子。机器快速地运转着，把粘满油污的棕绳从他手中拽出。秦文贵突然感到不对劲儿，一摊鲜血正从黑污的手套中透出。只听一个工人师傅喊到：“有倒刺！”他张开手掌，发现一块钢片已穿透了他的手。他朝旁边的师傅喊：“帮我把它拽出来！”一个叫“锅盖”的年轻师傅拉住了那块钢片。秦文贵喊道：“我喊一二三，你使劲拽！”只见“锅盖”一使劲儿，秦文贵一声惨叫，一根三四寸长的钢片带着他的血肉被拽了出来。疼得他差点昏过去。

　　 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翰海八百里，八百里翰海无人烟！秦文贵终于体味到，这些顺口溜不是说着玩的，而是严酷的现实生活。

　　 秦文贵后来总结说：“柴达木让我看清了什么是生活原色，它彻底改变了我洋溢在血管里的虚浮梦幻。是柴达木告诉我，上天之前，先在地面上干点事情。”

　　 秦文贵老老实实在基层干了许多“小事情”，并悟出了“小事情”和“大事业”的辩证法：

　　 “我最初干打钳子，甩钻杆，扶刹把，下套管，爬井架……你也许觉得都是些小事情，但没有这些小事情就没有我后来搞科研这个大事业。正是在干那些小事情的时候，我不断琢磨研究各种设备，练就了一套千里眼顺风耳的本领：看板房的灯泡明暗，我就知道井上启动了什么电机设备；听钻机的各种异常声音，我就能判断出井上哪个环节出了毛病。这可不是小事情！搞科研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干小事情时练就的本事，我能干什么大事业？”

　　 青春本是一朵花，一片朦朦胧胧的聪明，一个眉飞色舞的得意时期，当然会有一股强烈的期待──抓在手里的，应该永远是一张好牌！

　　 但秦文贵提供了另一个视点：不要这样期待生活吧！好牌坏牌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但会打牌的人都知道，好牌不一定能赢，坏牌不一定会输！“战胜命运──这才是当代青年的语言！”根须扎深一点，赢得一片天地

　　 在基层一年的实习生活结束后，秦文贵本来可以去坐科室。但老队长王桂生希望他继续扎根基层。王桂生说：“根深才能叶茂，你要把根扎下来，拼命地汲取水分，否则，你活不了！”秦文贵于是在基层扎了下去。

　　 基层苦啊！扫钻台，收工具、擦设备、打下手；井喷了，油水泥浆，劈头盖脸，浸透全身。那天，秦文贵听到三声长鸣的喇叭声。这是井喷信号，是油田最高的命令。秦文贵马上往井上跑，到了泥浆槽子边一看，干泥浆已经把槽子堵住了，他连忙用手抠，队里的师傅们也都跑过来抠。后来又配新泥浆，大家被喷了一身油。井喷被压住了，但一身的油只能用汽油才能洗掉。于是每个人都脱光了，用汽油擦全身，最后再用清水冲，这才弄干净。秦文贵头一回体会到汽油“洗澡”的滋味：全身起皮，像块烤熟的山芋；时时有刺痛感，整整一个月后才消失。

　　 基层累啊！那次钻狮20井发生井喷，为了压井，秦文贵和工人们整整背了1万吨重晶石粉。1万吨，它的含义是，如果你有一辆5吨载重的解放牌卡车，得装运2000车次！这是井队最简单、最乏味的体力劳动，是在生命的极限处考验生命！在那3个月中，每天都是弥漫的粉尘灌满鼻孔耳朵，牙齿黄，眼睛红。高原缺氧，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中只有60％含氧量，你什么都不干，喘气都难。一旦肩头压上重晶石粉，而且要连续奋战3个月，想想吧，就是神仙也会垮下来。由于缺氧，秦文贵几乎每天都是鼻血呼呼流着往前奔走。有一天他连续背了16个小时，天亮的时候，一屁股坐在地上。忽然，他感到一阵扎心般的疼痛，手指上有的皮剥落了，露出了鲜红的肉色。脚和手都不能动了。这时太阳出来了，朝霞满天，颜色像血一样鲜红！

　　 基层险啊！那次井喷，秦文贵和钻工们光着膀子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中。油气如雨，轰响如雷，强劲的天然气挟持着原油，狂龙一般直冲四五十米高。井口大气压力不断增加，随时可能突然释放。十几个大气压力的穿透力，能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削去一个人身体的任何部位。此刻，井口大气压力已上升到200多个！但必须冲上去！秦文贵等人吃力地划拨着泥浆，向着井口──那最危险的地方挪动。突然，身边徐师傅一只粗大的手将秦文贵猛力一推，秦文贵还没反应过来，一根100多米长的沉重喷管带着管钳从他的头侧呼啸掠过！对秦文贵来说，徐师傅这猛力一推，实际上与秦文贵置换了生与死！幸亏老天有眼，徐师傅没有蒙难。

　　 基层有时很无奈啊！秦文贵爱学习，尤其是外语。没有图书馆，缺少资料，但为了将来的发展，秦文贵坚持学。有一天，凌晨4点多钟，他怎么也睡不着，就从床上爬起来。他在桌上摊开资料，可钢笔冻得写不出水，吸水管成了冰棒。秦文贵用手捂，用口气哈，折腾了20多分钟，钢笔下水了，手却冻僵了。第二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说秦文贵老是一个人在那里叽哩咕噜的，不合群，脱离集体。秦文贵哭笑不得。以后，业余时间，他总是先跟大家在一起闹一闹，乐一乐，然后再去独自学习。

　　 秦文贵后来把他扎根基层的5年称为他的“原始积累”时期。他积累的是一个青年在走向社会初期最缺乏的东西：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有了书本知识但却最缺乏的实践经验，永远能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的真挚情感。他由此锻炼出了一对腾飞的翅膀，准备着，只要时机来临，便能在广阔的天地间飞翔。

　　 那对翅膀上写着“坚强”二字。

　　 秦文贵多次谈及那次背了3个月石粉的事。他说，在那生命意志考验的极限中，他锻炼出“一生都受用不尽的两种精神”。

　　 在“不可能”中求生存的精神。没人觉得秦文贵能坚持下来，秦文贵开始也觉得不可能。但竟然坚持下来了。于是想，这世界上的事原来大都是在“不可能”中求“可能”。这使他在以后每干一件事情之前，首先做的，就是先把“不可能”三个字从脑袋里去掉！

　　 永远迎接挑战的精神。那3个月中，他多次感到，这工作就算是再有意义，可它几乎没有尽头，这怎么受得了？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干事业就是没有终点的。人生就是一连串迎接挑战的过程，克服了一个挑战，再去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再去克服它。在这连续不断的挑战中，我会获得人生最大的乐趣。”

　　 秦文贵说：“人们常说逆境成才，但又都害怕逆境。逆境当然捉弄人，但逆境更造就人。年轻人不都爱看伟人的传记吗？看那些伟人，有哪一个不是在逆境中挺出来的？他们都是在打江山或者做大学问的同时，磨练了自己，从而赢得了再也不会折断的钢铁翅膀。”

　　 那对翅膀上写着“经验”二字。

　　 许多在基层实践的小事情，秦文贵难以忘怀。回想起来，在基层他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擦机器。他从擦机器中擦出了学问。“擦机器的时候，我仔细观察油路、电路怎么走，油嘴在哪？这样也琢磨出不少实践中与书本上不一样的道理。”

　　 有时，实践中的学问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但很管用。那天，队长说：“小秦，去拿刮油器去。”秦文贵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刮油器。队长走过来，眼光朝四周一溜，抓起个报废的密封圈，找到两根木棍。一个密封圈让两根木棍夹着，正好用来刮钻杆上的油泥。天哪，这就是刮油器！

　　 王桂生队长很看重秦文贵在基层积累的实践经验。他说：“小秦来到井队就注重实践，留心生产各环节。诸如钻井设备和性能，井架安装要领，钻井操作规程，泥浆配制方法，观测井下情况，处理各类事故，协调指挥生产等，他都和书本知识对号，看理论与实际是否吻合。遇到不懂的东西，不论别人长幼，文化高低，只要能帮他排解疑难的，他都拜对方为师，虚心讨教，没大学生的架子。一段时间后，小秦就熟练掌握了钻井生产各个环节的操作诀窍。”

　　 那对翅膀上写着“感情”二字。

　　 举手投足间，秦文贵有一股书生气。如果他穿着西服，你肯定会感到这股书卷气。但如果在井场，他穿起工作服，你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那一回，正是冬天，车辆紧张，决定人力搬运油管。一根两英寸油管长10米，重80公斤。队长知道秦文贵年龄最小，力气比不过“工人阶级”，便主动与他搭对干。途中，队长经常一个人扛着井管，而让秦文贵扶着，直到他也扛不动了，才和秦文贵一起抬着走。扛到半夜时分，队长说，“小秦，歇歇吧。”秦文贵就势躺在地上，一闭眼睛便睡着了。睁开眼时，见队长正守在身边，给他揉搓手脚，怕他冻坏了。秦文贵的眼泪顿时就下来了。在那一刻，秦文贵生出一种感悟：在艰苦环境中，工人们的日常笑骂是一种幽默，一种消除疲劳、调剂情绪的“良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你只有完全溶入这种生活，才会由衷地喜欢。

　　 以后，秦文贵自己也当上了钻井队长，在瀚海中南迁北移，风餐露宿，走遍方圆上千公里荒漠。他总是叫工人“兄弟们”。

　　 秦文贵说：“在工人面前，你少摆你的天之骄子的臭架子！你才高八斗，工人不尿你，你跟工人格格不入，你有再好的设想也是空的。”他和他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大漠风沙吹粗了他的皮肤，脸上也被强烈的紫外线染上了“高原红”，你看他和工人在井架旁的合影，肯定认不出哪个是秦文贵。

　　 在柴达木，几乎任何植物都无法生存，只有骆驼刺可以。它们把根须牢牢扎在任何可能扎下的地方，吸取养分，然后挺一身傲骨，蔑视寒风黄沙。它们没一点虚华，却是大漠戈壁中最有实用价值的植物。那天，秦文贵指着这种骆驼刺说：“一个想干事业的人，应该学学它！”享受推迟一点，赢得一份事业

　　 1992年2月，一架客机飞越波涛万顷的太平洋飞往加拿大，秦文贵就在这架客机上。他是去留学的。

　　 临行前，秦文贵用白方巾裹了一把沙土。有人说：“倘若你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害怕水土不服，带上一把家乡的土吧，它会在你生病的时候救助你的生命。”当然，还有“我说不清的一种复杂情感，只想让这把带着油香的沙土陪我去远行”。

　　 客机降落了，舱门打开，一切都是陌生的……他摸索着来到了阿尔伯塔省，进了卡尔加里大学。他的课程表上写着：上午在大学上课，下午到波尼维尔油田钻井队跟班作业。

　　 世界已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尽管石油工业日趋成为较为成熟的产业，但它的发展愈来愈依靠“知识驱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加拿大风景如画，但吸引秦文贵的不是异国风情，而是新的科学知识、先进的钻井技术、完善的企业管理和现代化技术装备。

　　 秦文贵业余时间也到公园去，别人是去游玩，他却抱上一大堆资料，一看就是大半天。他的星期天和休息日，也被跑图书馆、进实验室、研读专业书刊、学习计算机操作，挤占得满满的。

　　 秦文贵喝不惯咖啡，但只要指导老师招呼喝咖啡，他会飞也似地跑去，因为那常常意味着“单兵教练”。秦文贵很珍惜与老师“喝咖啡”的时刻，这时，“他们不是把学问直接教给我，而是教给我做学问的方法。这好比给了我一把开启宝库的钥匙，无穷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

　　 秦文贵对加拿大的教育方式很感慨，“波尼维尔石油公司是加拿大第三大石油公司，钻工出身的董事长迈克先生却很注重理论知识；卡尔加里大学是加拿大的著名学府，学者出身的格力克教授却非常注重实践，他兼任着波尼维尔石油公司副总裁之职。在石油科学技术方面，搞理论的和搞实践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跟这样的教授和专家学习，每天都像吃橄榄一样，回味无穷，终身收益。”

　　 在卡尔加里大学，格力克教授很快注意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他发现这个学生听课总坐在第一排，不停地记笔记。教授于是想，这究竟是个只会死记硬背的学生，还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学生呢？那天，教授终于看到了秦文贵用英文写的学术报告。第二天，他抱着一堆复印“文件”走进了课堂：那都是秦文贵的学术报告，教授复印多份，作为其他同学学习的范本。

　　 在波尼维尔石油公司，董事长迈克先生也很快注意到这个来自中国的实习生。他听钻井队长说过，这个中国人要求与队长住在一起，现场跟班也带着个本子，对什么都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记在本子上。当迈克得知秦文贵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油田已经是工程师的时候，更觉得不可思议：这世界上真有这样不耻下问、勤奋好学的人？

　　 阿尔伯塔省石油工业发达，石油公司众多，世界上先进的钻井技术、工艺都荟萃于此。这里，几乎每个季度都要召开国际钻井工程会议。每到此时，秦文贵总要积极争取参加。他不仅要学习要实践，更重要的，他要了解世界石油工业领域的高新技术。无论是大学还是石油公司，都很高兴把秦文贵这样的学生派去开会，因为每当会议结束，一份翔实的会议报告便成了大学和公司的知识财富。

　　 在这种大学──石油公司──国际会议的三角跑动中，秦文贵觉得自己像个流着汗水、正在幸福地收割丰收果实的老农民。

　　 在一年多时间里，秦文贵没见过老鼠、苍蝇、臭虫，到处都很清洁。秦文贵尤其喜欢加拿大湿润、宁静的空气。学业之余，他最喜欢一个人到寂静的公园里，拿本书躺在厚厚的草坪上，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感掠过全身，好舒服啊！哦，他喜欢加拿大的生活！

　　 有定居加拿大的中国同胞请秦文贵去家中做客。他们的生活确实好。不过早来了几年，就住着别墅，开着小轿车，日子很富足，生活很悠闲。他们开车载上秦文贵，穿越边境，到美国游玩购物，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旁的森林里野炊。秦文贵也曾到朋友家的农场“体验生活”：吃着新麦面包，在田野里学开车，朋友说“你就撒开了开吧，开一天也出不了我的农场……”

　　 所有的人都对秦文贵说：“你有专业技术知识，你比我们强。你只要留在加拿大，过不了多久，你的日子会比我们过得还好！”

　　 1993年4月，经过13个月的学习和实习生活，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拿出一篇代表其学习和实习最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波尼维尔石油公司董事长迈克读了每一篇论文，最后，他把秦文贵的论文抽了出来，拿到他的办公室。那天下午，秦文贵受到邀请，走进董事长办公室，一眼就瞥见自己的论文正摆在办公桌上。

　　 秦文贵在这篇不足1万字的论文中，不仅论及这家石油公司的经验，更重点论述了钻井工程方面的四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正是这一点使迈克感到震惊。一个科学家，能够提出问题已经算得杰出，还能够拿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那就是天才。而且，秦文贵在加拿大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如此之短，竟能有如此敏锐的见识，迈克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迈克问秦文贵：“秦，我知道你已经是一个油田的工程师。请问你干这一行多少年了？”

　　 秦文贵说：“10年。”

　　 迈克说：“那我的理解是，你已有充分的经验。那么，秦，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学习。而且我听说，你像个小学生一样地学习。”

　　 秦文贵说：“面对飞速发展的石油科学技术，我永远都是小学生。”说着，他看了迈克董事长一眼，接着说道：“我们都是。”

　　 迈克站了起来：“秦，你说得对。我也是个小学生。”他拿起了秦文贵的那篇论文：“从你的论文里，我已经学到了许多。”

　　 他握着秦文贵的手说：“秦，你看出来了，我公司要有大的发展，我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

　　 第二天，兼任波尼维尔石油公司副总裁之职的格力克教授又找到秦文贵，把他请进办公室。他开门见山：“迈克董事长决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秦文贵大吃一惊。他并没有提出加盟该公司的要求呀！但不等他说点什么，格力克教授已经把起草好的合同拿出来。“开始的时候，月薪不很高，只有3600加元（相当于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两万多元），但你只要干满5年，我公司负责，你的妻子和孩子都可以来加拿大定居。”

　　 说着，格力克教授拿起桌上的一支笔，诚恳地对秦文贵说：“秦，我总算是你的一个老师，我建议你听我的，签字吧。”

　　 秦文贵说：“教授，谢谢你。但我不能留下来。”

　　 格力克教授沉吟了一下：“秦，按照我们的习惯，对一个人的决定，不必问为什么？但你能允许我破例问一句吗：为什么？”

　　 为什么？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秦文贵觉得还真不好回答。

　　 如果说秦文贵一点没受到这种舒舒服服的物质生活诱惑，那是不真实的。但即使秦文贵能把加拿大当成物质家园，他还是不能接受加拿大已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后来这样说过：“只有鱼儿离开水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原来生活在水中。如果说我去加拿大前能够踏踏实实地呆在柴达木，那么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是真的发现我已离不开我的那片荒原。那才是我的家呀！你不知道我在加拿大有多想家！”妻子至今还记得他是如何想家的：秦文贵在加拿大给妻子写了封信，说是他要回家。妻子信还没接到，他人已经到家了。

　　 秦文贵当然知道，如果他留在加拿大，物质生活会比国内好得多。但他的生活中，不仅仅需要物质，还需要精神，需要一种信仰，而后者只有祖国能够给予他。

　　 秦文贵说：“干事业要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一点，在哪里都不如在中国。”

　　 一到加拿大，他就听说邓小平南巡了。那些日子，中国人碰到一块，谈得最热火的话题就是南巡。只要有一点空闲，秦文贵就到加拿大的图书馆去，阅读有关邓小平南巡的新闻报道和各种文献。他的结论是：祖国正在掀起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

　　 “我注意到，邓小平南巡时视察的都是科技企业！他讲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发展科技事业！这对我太重要了！我正在学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科学技术，只要我回国，将大有作为。有人说我经过了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才选择回国，那不是真实的。思想斗争有，但没多激烈。”

　　 秦文贵不知道把他思考的这些问题告诉教授，对方能否理解，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回答。

　　 他反问道；“如果贵公司派出技术人员到外国去学习，而那个国家的公司想把他留下来，贵公司以为如何？”

　　 格力克教授说：“那不行。我们和他是有合同的。”

　　 秦文贵说：“这就是了。我和我的公司也是有合同的。”

　　 格力克教授吃惊了：“怎么，秦，你不是自费来学习的吗？你们中国人都……”

　　 秦文贵说：“不。我是我的公司派来学习的。我必须回国，报效我的公司。”

　　 格力克教授说：“报效？哦，是的，是要讲信用。”

　　 秦文贵说：“希望你能理解。”

　　 格力克教授说：“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我明白了──秦，我赞成你的选择。”

　　 离开加拿大之前，格力克教授再次见到了秦文贵。他说：“秦，从你身上，我已经能看到你所在油田的希望，还有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景。我祝福你，中国人！”

　　 一个月后，秦文贵带着一包包沉甸甸的笔记资料，和同样沉甸甸的感情，登上了回国的客机。临行前，他把从柴达木带来的那包沙土洒在了加拿大的土地上。他始终没用上这包沙土。他没患水土不服症。

　　 生命是一张弓，弓弦就是梦想。但对秦文贵来说，梦想是风帆，不挂上桅杆，就是一块无用的布。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正年轻的时候。为了这紧要的几步──期待降低一点，赢得一个目标；根须扎深一点，赢得一片天地；享受推迟一点，赢得一份事业──人生是在伟大的事业里永存的。天骄咏大风——知识先锋的两只翅膀

　　 秦文贵摔了一个跟斗，摔出世界石油科技史上的一个奇思异想：钻探油井能否不下技术套管？

　　 科学技术这只智慧之鸟有两只翅膀，一只叫做探索，一只叫做应用，只有它展开双翅的时候，才能高高飞翔。当人们谈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正是这只智慧之鸟在前头导航。

　　 但秦文贵知道，如果不是摔个大跟斗，他的感受不会如此之深。1994年元旦刚过，秦文贵向钻狮32井走去。他裹件破大衣，腰部勒根铁丝，上面没一个扣子。

　　 没办法，成天在井架上摸爬滚打，除了钢就是铁，你就是浑身是钮扣，也给你打磨得一个不剩。

　　 狂风呼啸，严寒似刀，眉毛胡茬上一层冰霜，秦文贵真有种被切割的感觉。呆会儿就好了：上了井架，拿根胶皮管子，通上暖气，腰间缠个五六圈，肯定就暖和了。这样想着，他加快了脚步。

　　 前面就是钻狮32井，青海石油局的一口重点探井，勘探突破的希望。上级任命副总工程师秦文贵亲自担任这口井的技术总负责人。他知道这特殊任命的意味。在石油工业史上，有时，突破一口井，就能抱个金娃娃。他的身心始终拴在这口探井上。

　　 大学毕业后，从实习生到技术员，从工程师到副总工程师，秦文贵乘奋斗的传送带节节攀升，12个春秋一闪而过。如今，这个32岁的年轻人已被人称为“秦总”。

　　 隐隐约约，秦文贵好像看见有云彩在钻塔中部飘动，这很奇怪，那云，丝丝缕缕的，好像在围着钻塔转圈。

　　 秦文贵心里一惊：“不好，是井下出问题了！”

　　 那转圈的不是云彩，而是柴油机冒出的缕缕青烟！

　　 秦文贵三步并作两步蹿上了钻台。所有的干部工人都围上来。

　　 “秦总，你总算来了！”

　　 “是什么问题？”

　　 “估计是深层套管断裂。”

　　 钻井要下套管，这是常识。如果在平原地区打井，井深不过数十米，套管出了问题好解决。但在柴达木，多数钻井都要五六千米深，出问题就是大问题。深层套管断裂就是说，事故至少发生在井下数千米深处！秦文贵明白：这一回，他遇到大麻烦了。

　　 柴油机冒出的烟雾越来越浓。看来已无法正常钻进。如不尽快处理井下事故，将意味着这口重点探井成为一堆废铁，那损失就是1000万元！

　　 整整忙活了一天，什么招数都用上了，仍然一筹莫展。明月当头的时候，秦文贵回到板棚，一根接一根的香烟吸着——一夜无眠。

　　 第二天，秦文贵早早地便到了井上。但又是一天过去，还是一点招儿都没有。柴油机已经运转到极限，泥浆还是打不下去，几乎是灌入多少，冒出多少。

　　 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个秦文贵。他一会儿蹿上钻井平台，一会儿又跳下井架，在井台上他搓着双手，在井架下他双脚打转——他真是急得团团转了。

　　 忽然，人们听得井场上“扑通”一声，定睛看去，秦文贵摔了个大跟斗。人们急忙蹿下来。只见秦文贵扑在地面上，一动不动。正准备上前扶起他，秦文贵却一骨碌爬起来，不，他是跳起来的，把前去扶他的人吓了一跳。

　　 “有了！”他大喊一声。

　　 原来，他一跟斗想起一件事：小时候爬树掉下来摔断了胳膊。村里没医生，一位放羊老人给他先把断骨捏合，然后弄了把树枝，把他的胳膊像个水桶似的，密密麻麻地箍紧。没过多久，他的小胳膊就能伸缩自如了。

　　 想到此，灵光一闪，一个联想突然产生：断裂的套管如同摔断的胳膊，是否也可以弄点什么东西来纠正其断裂处，使其正确复位呢？当然，往井眼里塞树枝是不行的，但往里塞个木塞总可以吧？

　　 他将方案和盘托出：用木塞纠正，对准套管，水泥封固——解决井下套管断裂问题。他给技术员画了一张木塞加工草图，“我看这个木塞应该是这种形状的。”

　　 事不宜迟。立刻找到车工，车出个顶端锥形的杂木木塞，拿到现场实施。

　　 木塞被钻机一段段压入井下，不到半小时，事故果然顺利排除。

　　 人们欢呼起来，一位技术员说：“秦总一跟斗捡回一千万，能上吉尼斯大全了！”

　　 出油那天，黑亮的原油带着勃发的巨大能量喷射出来，如苍龙狂舞。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是石油人最激动的时刻。钻工们撕开自己的红绸被面，把它绑在油管上欢呼。看着这一切，一行热泪从秦文贵脸上扑簌簌滚落……

　　 钻井不下技术套管的奇思异想就是在这时闪现出来的。

　　 石破天惊的想法。世界石油工业发展100多年了，那么多科学精英，人家就没想过突破钻井套管技术问题？

　　 以在柴达木钻井为例：如果不下技术套管，每打一口井便可节约资金100多万元。那几乎是一个中小企业一年的效益。真是个好想法。

　　 但如果因不下技术套管而打井失败呢？乖乖，不得了，那就要损失1000万元。那几乎是一个大中型企业一年的收成。真是个危险的想法！

　　 这个地区每年要打100多口油井。如果成功，每年能节约1000万元；如果失败，每年要损失1个亿！这有个术语叫贴赔率。贴配率10比1！成功率1比10！一旦应用，险象环生，一步失误，全盘皆输，如此前途未卜，谁人敢试！

　　 这时，科学技术那只智慧之鸟煽动着双翅飞过来了。既然有不下技术套管的可能性，为什么不想办法探索一下应用一番。国家的科研成果成天在那里摆着，能够应用的又有多少？不到15％！长此以往，知识经济从哪里来？

　　 两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那个问题便整天撞击秦文贵的心：我们同国外钻井的差距在哪里？一年后，他有了答案：最大的差距就在科技应用的含量上。

　　 他思考着：柴达木仍然需要艰苦创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更需要科学态度和科技进步。否则，一味埋头苦干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而且，要把科技含量加入到劳动的汗水中去，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已经是副总工程师。对他来说，捉鱼，应该到大海，不应该在鱼缸里捉，尽管在大海中捕捞比在鱼缸里摸鱼危险得多。

　　 12年来，秦文贵的每一项成果都在大漠风沙中诞生，是工人的汗水或泪水提出具体问题，然后他来解决它们。

　　 那天，他看到工人在流汗。他们正在为山一样沉重的钻井浇铸基础底座。每座基础要花费数万元。它是整体的，井打完了便成了水泥垃圾。能不能让它移动起来呢？没人敢想。谁能想象如此高大巍峨钻井底座会是个可移动基础？但秦文贵想了，做了。他设计出可移动的水泥条形基础，安装简单，搬运迅速，使用可靠，可反复使用多次。从此，钻井基础可以被汽车拉着走了。

　　 那天，他看到工人在流泪。井喷了，井漏了，一袋袋水泥、一袋袋重晶石粉倒入井中，犹如石沉大海。面对填不饱的井底，止不住的油流，心如火燎，手忙脚乱，这些平时从来不流眼泪的硬汉子嚎啕大哭了。就在那一刻，秦文贵产生了痛感。此后只要油井发生井喷井漏，这种痛感就会出现。他于是拼命搞技术革新。

　　 ——他革新钻具，解决卡钻难题。

　　 ——他发明新工艺，降低通井事故。

　　 ——他缩小井眼，提高钻井速度。

　　 ——他设计双级固井，节省完井资金。

　　 ——他开发负压钻井法，稀释泥浆密度。

　　 在这些难懂的石油科技术语背后，是工人的欢笑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现在，不下技术套管问题压上他的心头。想想看，如果他不是摔了个跟斗，如果那断裂的套管毁了这口井，那损失会仅仅是1000万元吗？决不止1000万元！那是口重点探井。它的失败，将影响整个油田的战略开发决策！

　　 当然，解决这问题不容易，比他过去搞过的所有技术创造都难。前面可能有地雷阵。前面可能是万丈深渊。但总要有人当先锋，去开路，去趟地雷，去飞越深渊。

　　 他决定了。蚌病成珠——知识创造的三种境界

　　 1994年底，秦文贵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题目：《关于尕斯油田深井中简化套管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油田指挥部所在地花土沟人走屋空，油田职工开始冬休。在柴达木，冬休就是走出高原，到低地去休息两个月。此时，油田生活基地在500公里以外的敦煌。

　　 秦文贵的妻子余艳萍一边收拾行装一边问：“你一定要留下来？”

　　 秦文贵说：“一定要留下来，资料都在这里。”

　　 妻子不言语了。那个题目在他脑海里装了一年了。不趁着冬休的空闲搞出来，非把他憋死不可。

　　 而且，秦文贵勇于研究这个题目，也有妻子鼓励和鞭策哩。

　　 那天，秦文贵抱着一大堆地质资料书回家，边翻边叹气：“唉，我是个学钻井的，可这问题涉及地质。隔行如隔山，我真是快搞晕了。”

　　 妻子于是瞅了他一眼：“这世界上的事情，还有能难倒你的吗？”

　　 秦文贵惊奇地抬起头：“你这么看我吗？”他于是钻研下去了。

　　 现在，妻子知道，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丈夫不会回家了。但临行前，她嘱咐了一句：“过年你可一定要回来啊！”

　　 有人用三句诗词描述进行知识创造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将自己“封闭”在花土沟的秦文贵就在这三种境界中生存着。

　　 他买了两箱方便面，十几箱矿泉水，又瞅了一眼床和办公桌，说一声“够了”。然后拔掉电话接头，关闭手机——研究工作开始了。

　　 尕斯库勒地区保存有120多口油井的资料。那是他研究的基础。

　　 他阅读原始数据：每口井的电测图、各个地层深度的岩性、钻速、钻压、泥浆比重、井斜等。他分析动态数据：每口井在不同时期的产液量变化和压力变化等。

　　 每一口井的资料都有240页左右，装订成一本。

　　 少读一本不行吗？不行。在别处可能行，在柴达木不行。有人比喻，柴达木的地层结构像个摔裂的盘子，这口井的地层深处可能是岩石，那口井的钻头却可能钻进裂缝中。不能少读一本。在这里，每口井的资料都是一部独特的钻井史和开发史。

　　 秦文贵知道，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对他来说，这些用工人30年血汗记载下来的原始资料就是巨人肩头。

　　 搬运资料的时候就是休息。资料存放在一间简陋的资料室中。他取下一摞，拍拍灰尘，抱起来朝办公室走。读完了，记下关键数据，抱起来，再送回去，然后又是一摞，彷佛永远读不完。他又想起那个在风沙之路行走的比喻：你要想留下脚印，你就要不停地走下去。搞科研看来也一样。

　　 终于阅读完资料，他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地层结构可以不下技术套管，什么样的地层结构必须下套管，那个既能保证安全又能提高钻井速度的系数是多少？他必须计算出来。这是秦文贵的“歌德巴赫猜想”。

　　 办公室内只有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同今天的奔腾电脑比起来，它甚至算不上个计算机，只能算是个计算器。他坐在那计算器前面计算起来，每计算出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推敲验证。可是马虎不得。纸上的数据失之分毫，钻进地下就会差之千米。

　　 如果有人见过秦文贵当时的样子就好了。几十个日夜坐在那里计算数据、设计方案、分析研究，只有一个人，说话只能自言自语。

　　 妻子对丈夫的这种痴呆状见多了。走路、吃饭时常自问自答；自行车放在家里却在单位满世界找；嘱咐他出门锁门偏偏忘了锁；让他买醋却拎来酱油。

　　 最可怕的是他晚上的痴呆状。总是在半夜时分，他忽然一咕噜爬起来。有时面对着墙壁嘟嘟囔囔，彷佛正在回答什么冥冥中的问题。你推他一把，他就下床，到书桌前面去了，此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科学发现大都在科学家这种痴呆状时。这种神经兮兮和心不在焉的样子，甚至有时疯疯癫癫的举动，在科学发现过程中被称为痴迷状态。如果发生在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身上，可以写入中小学教科书。科学史家会说：“我们不妨认为这是人类性灵的一种神圣疯癫。”

　　 不仅疯癫，而且清苦。在秦文贵简陋的办公室中，各种钻井数据文献堆成小山似的写字台上，各种数字方程万花筒般不断变化演绎，可是有两种“程式”一直没有变化：一包方便面，一杯清水。

　　 无论怎样解说，秦文贵那个钻井不下技术套管的科学原理，我们都很难理解。但对他的研究，我们毕竟能感受到一点东西，那就是：很多的生命投入，很少的效益产出。像许多知识创造者一样，一支试管就是他的一切，一组数字会耗尽他的一生，一个问号会打破他永恒的安宁。在不可知的领域中，永远不停止生产，但在“分娩”之前，往往要收获无数“流产”。真像布封的警句所言：天才就是忍耐！

　　 今天的秦文贵有名了，他上了电视，上了报纸，人们看到他头上那耀眼的“珠冠”。但“蚌病成珠”——飞升天国先须在炼狱苦修。

　　 除了他妻子，没人见过他连续两个月“苦修”后的样子：手像芦柴棒一般瘦，身体像弓一般弯，面色像死人一般惨！尤其那双眼睛，陷得快成一个窟窿。

　　 但他终于拿出了关于不下技术套管的可行性报告。他捧着它，像捧着刚出生的亲生儿子，蹿到院子里。他想大喊几声——反正花土沟钻井工程处没人了。

　　 就在这时，他从痴迷状态中醒来了。几月几号了？如果快过年了，那应该回家。

　　 他回到办公室接通了电话。他该说什么——“对不起”？这话，他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

　　 妻子正在500公里外的家中守着电视。已经是1995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演唱着那首《回家》歌：

　　 多重多重的心事今天都放下，

　　 多远多远的路程今天都回家。

　　 迎春的大红灯笼门前高高挂，

　　 灯下有多少亲人盼着你回家！

　　 妻子一边听歌一边想着心事：今天，丈夫会回家吗？

　　 电话铃终于响了。丈夫的声音从500公里外传了过来。

　　 “对不起！”秦文贵说：“我马上赶回来！”青梅煮酒——知识英雄的三种精神

　　 1995年春节刚过，根据秦文贵的建议，青海石油管理局决定进行不下技术套管项目实验。钻井工程处成立了实验领导小组，组长就是秦文贵。钻井队编码45406，井号跃5—35。

　　 妻子再一次默默地为他打点行装。一条条裤子，一件件衬衣，整齐地摆放在包中。等丈夫回来，这包衣服会脏得她认不出来。唉，只要丈夫还认识她就好。刚刚33岁，已经显出了苍老，只那一头美发还黑亮黑亮的。这次试验事关重大，只要别出事儿就好。这么想着，妻子把收拾好的包交给丈夫，心中为他祝福。

　　 2月17日，钻井队在昆仑山下摆开实验场。

　　 秦文贵知道，许多技术权威不同意这次实验。你在纸上作出的方案可能天衣无缝，一旦实施，地下情况可不认你那张纸。不下技术套管能打出井来，全世界那么多的石油专家就没想到这一点？一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就敢怀疑钻井史上百年应用不爽的铁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但秦文贵说，科学实验的首要精神就是怀疑精神。不敢怀疑过去的“铁律”，一切照搬教条，就不会有任何科学实验。在实验成果诞生前夜，它面对的都是“不可能”。它只有“可能”成功的希望。科学实验正是在这种“可能”和“不可能”的夹缝中冒险前行。

　　 井架矗立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开钻！”秦文贵下了命令。

　　 人们曾劝过秦文贵，你自己最好别参加实验，你已经拿出了科学理论成果，实验一旦失败，那是实验搞砸了，不是你的理论不好。你如果一定要参加实验，也要挑一口难度最小的井，因为实验更容易成功。他理解人们的善意。那是一种真诚的爱护。你已经是总工程师了嘛。

　　 但秦文贵不仅担纲进行实验，还偏偏选择了一口全油区难度最大的井。他对项目组的技术人员说：“惟有源于实践的理论，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创造经济效益；而试验的难度越大，理论成果才能更坚实。我们不能怕冒风险。”

　　 他当然知道正在进行的冒险实验意味着什么。实验至少要跨越五大难题——地层垮塌问题、地层受力及压力参数不一致问题、长井段出现复杂情况的处理困难问题、固井工艺问题、钻井速度问题。外行人很难懂这些问题，但这么说吧，就因为他要搞这次实验，钻井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危险他都会遇到。

　　 从这个方面说，人们提醒得对：应该忧虑的不是冒险本身，而是冒险可能造成的灾害。

　　 从开钻那天起，秦文贵就像守护临产婴儿般守在井旁。大漠寒风，挟裹着沙粒抽打在脸颊上。他顾不上皮肉之苦。他的意识和感觉都集中在耳朵上。他从钻机的轰鸣声中，判断运行是否顺利，捕捉每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他在倾听地球内部的声音，时而眉飞色舞，时而疑云满面。

　　 但还是出事了。出了大事！几乎是祸从“天”降。

　　 跃5—35井，设计井深3460米。钻至3425米时，发生卡钻事故。

　　 多么不幸，距完钻只剩下35米！事故不能处理，一切付之东流。

　　 每个油田都有自己的铁人。青海油田的铁人叫肖缠歧。他就死于卡钻事故处理中。那天，肖缠歧得知井下卡钻，决定硬转解卡。他轻轻拉着离合器，绳子慢慢吃劲了，然后，他右手握住刹把，左手坚定地拉过总离合器，柴油机“轰”地一声吼叫起来，转盘吃劲地转着，一圈、两圈……突然“卡喳”一声巨响，一寸粗的钢丝绳被拧断，吊卡和钻杆失去联系，铆足了劲的钻具带着钻杆急速反转，扭断连接螺丝，两块铁家伙一块直冲大门，另一块从肖缠歧右胸擦过。

　　 现在，又是卡钻，而且是在不下技术套管情况下的卡钻！如何解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依赖。秦文贵竭力镇静自己，下达着一个个解卡命令。

　　 “泡油！”——无济于事。

　　 “震击！”——无济于事。

　　 “旋转！”——无济于事。

　　 “提拉！”——无济于事。

　　 所有解卡方式都用了，还是无济于事。整个井队陷入悲凉之中。

　　 听着漠风的狂啸，从未有过的压力逼向秦文贵。夜晚，他在资料堆中寻觅解决难题的钥匙；白天爬上钻台，工衣上一身泥浆，冻如铠甲，喳喳作响。

　　 钻井工程处陈刚书记来了。

　　 陈刚问：“怎么小秦，就没办法了？”

　　 秦文贵说：“没办法啦。”

　　 他忽然对陈刚书记说：“我恐怕要去坐牢啦！”

　　 哦，秦文贵，你为什么这么说——所有采访他的记者都这样问过他——这是个尊重科学的新时代！为进行科学实验而坐牢，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这么说？

　　 啊，你们不了解。在柴达木打一口探井要花费1000万元左右！而且这是工人弟兄们两个月的努力。一旦全泡了汤，我自己也要把自己送到监狱去！

　　 在这样的心境下，如果陈刚书记说“那你只好就算啦”，秦文贵可能会被悲凉压倒。

　　 但陈书记说：“怕什么，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去！”

　　 一句话，好像一股强大的电流输入秦文贵心田里那几乎已耗尽的电池。

　　 任何科学实验都贯穿着三种精神：以怀疑精神开始，以冒险精神挺进，以热血担当收尾——科学实验总会有失败，总要有人担当责任。

　　 此时此刻，正是这热血担当的一句话，使秦文贵心中的科学之火再度燃烧。在加拿大留学时，他在一份英文资料上看到的“U型管解卡法”在脑际闪烁了一下。

　　 秦文贵对陈书记说：“还有一个办法。”他说出了那个办法。

　　 陈书记说：“那为什么不试一试？”

　　 秦文贵说：“这种方法我也没试过，稍有纰漏，整个井再没有补救办法。而且危险性太大。”

　　 陈书记把秦文贵拉出了宿舍：“你瞅瞅咱这帮弟兄们，他们哪一回没支持过你？”

　　 秦文贵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知道这帮弟兄们会支持他。十几年啦，他进行的十几项井上科技实验，都是这些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支持他！他感到了力量。他决定继续实验下去。

　　 他后来回忆说：“我三天三夜没合眼，尽管寒风刺骨，我却虚汗淋淋，沾满油泥的双手冻裂了，嘴唇结了一层血痂。当解卡成功时，整个井场欢腾了。此时我的热泪又流下来。”

　　 5月13日，跃5—35井完钻，建井周期为283个钻机日，节约直径244．5毫米技术套管2572米，节约综合钻井费用130余万元。

　　 青海油田党委书记蒋洁敏得知喜讯，在《跃5—35井不下技术套管实验技术总结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它的成功是技术的突破，是科技的进步，是伟大的创举！”

　　 秦文贵终于回家了。

　　 妻子望着他，觉得有些陌生：“你的头发上都是灰，怎么不洗洗？”

　　 秦文贵立刻乖乖地去洗头，然后走出浴室。妻子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放声大哭。仅仅数月不见，秦文贵的头发全白了。

　　 为了妻子不再难过，秦文贵从此染发了。但12年的科学人生之路，已经使他引申出对生命价值的别样理解：

　　 创造者总会有所牺牲。如果你过分珍惜自己的羽毛，不使它受到一点损伤，那么你将失去两个翅膀，永远不能凌空飞翔。人当然要珍视生命。但生命的用途并不在长短而在怎样利用。人生的价值，不是用时间，而是要用深度去衡量。

　　 1999年4月，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花土沟，记者分别与秦文贵和他的妻子余艳萍坦诚长谈。下面所记载的是秦文贵与妻子自述的爱情、亲情、友情。余艳萍：夫妻相依相伴是多么美好

　　 他工作起来真是玩命。多少年了，很少有时间照顾家。在“双攻”办时，办公室离家只隔一条马路，可有时吃个饭要打四五次电话催，回来后饭都凉了。埋怨他，他却笑着说：人的大脑思维有个连贯性，一打断就要受到影响。

　　 1988年，我和秦文贵有了孩子以后，家中的困难就多了。每天下班回家都是风风火火的。有时刮着大风，自行车前面坐着孩子，后面驮着液化气罐或者一袋面粉。风沙迷了孩子的眼，孩子哭着，我又喘着气，推不动。文贵经常不在家，好多次，孩子半夜生病，都是我一人抱着孩子去医院。现在想来：深更半夜，在柴达木的戈壁滩上，风呼啸着，黑糊糊的路又那么长，确实让人毛骨悚然。

　　 他到加拿大去，一走就是一年多，那时我在花土沟炼油厂工作，也很忙，有时下班回家比较晚，也顾不上孩子。孩子在上学前班，我给她的脖子上挂了一把家里的钥匙。有一天戈壁上刮着风，我回家时看见门口放了一个纸箱子，箱子外面的地上放着女儿的书包，一个作业本从书包里滑出来，被风吹得哗哗响。我看了看四周，没见女儿，门也是锁着的，突然意识到女儿可能在纸箱子里。我急忙打开纸箱子，女儿果然蜷在里面睡着了，脸上有两行泪痕，泪痕上粘着沙土。我赶紧把女儿抱了起来，眼泪也流出来了。我问女儿：你为啥不进家？外面这么冷、这么脏？女儿说：我开不开门呀。说着又哭了起来。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扔掉那个纸箱子。女儿只要打不开门就钻进去睡在里面，像一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小羊羔。

　　 还有一次，我下班后女儿不在家，纸箱里也没有人。我一边做饭一边焦急地等着、猜测着。那天刮着大风，天也黑尽了，我越等越急，在柴达木西部发生过小孩被大风刮走，冻死在戈壁滩上的事，女儿千万别出什么事啊！我跑到外面，大声喊着孩子的名字，戈壁上只有风声，没有女儿的回答。我心里真想喊一声：秦文贵，你快回来吧，快来找孩子呀……后来，终于在黑夜里看见女儿顶着风，很吃力地向我走来。我抢过去抱住她，母女俩大哭了一阵，然后才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哭着说：放学的时候，一个同学爬上了一辆大轿车，说他搭着车可以见到他的爸爸，我想，我也可以去找我爸爸，就爬上了另外一辆汽车，后来下了车，就找不到家了，顶着风摸黑走了几公里。

　　 1994年，腰疼了几年的我，体重已经从原来的110多斤下降到80多斤。见我瘦得厉害了，文贵也很着急，说要尽快带我到敦煌检查。可是他正急着研究不下套管的钻井技术改革，几乎天天跑钻井队，顾不上我。我也想先吃吃药，等等再说。1995年8月，组织上让他到敦煌基地学习，他说太好了，我可以陪你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右肾脏下垂，左肾先天性畸形，肾积水，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尽快做手术。可文贵哪有这么长的时间照顾我呢？孩子又怎么办呢？于是决定回重庆老家。这样，1996年初，钻井队冬休时，他陪我到了重庆。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做了手术，医生说：小余，你真不容易啊！右肾脏都快彻底掉落了，你还坚持了那么久！我现在的肾脏是缝挂在背上的。结婚10年来，文贵第一次陪我这么长时间，一个多月里，他一口一口地给我喂饭，我不想吃，他就哄着我吃。春节期间，整个住院部只有两个病人，他一边护理躺在床上的我，一边给我讲一些他工作上的事和他小时候的事。只有这一次，我才听他讲了这么多话，也只有这一次，我才深深体会到了夫妻相依相伴的美好（余艳萍摘下眼镜，抹起了眼泪）。但油田的工作催着他，所以我一出院，他把我留给我父母，就又回柴达木忙去了。我默默地承受着爱的代价。秦文贵：母亲逢人就说：我的脚是文贵给洗的

　　 我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家里离西柏坡只有几里路。

　　 记事时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我爹抗战时就跟着党干革命，后来是个村长。我爹识字，我娘不识字，但我娘对我的影响更大，因为我们作子女的如果做错事，我爹顶多说几句就行了，我娘可是紧紧抓住不放。有一次，我们一帮小孩在地里揪人家的萝卜花，花一揪，萝卜就不结子了，结果让我娘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我娘心挺好，文革时一个老师被批斗，还被关了起来，我娘偷偷地让我们给送饭，说：这个老师原先教过你哥，挺好的。

　　 我参加高考时，报志愿报了华东石油学院，一是受铁人王进喜的影响，二是听说石油上工资高。全村就考上我一个。我四哥把行李一扛，步行老远老远送我到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我扛着行李，走到火车前，问一个列车员，是不是这趟车，列车员手在行李上一拨拉，说：错了。行李带着我踉踉跄跄差点没摔倒。转头见到一位和我一样扛着行李的小伙子，互相一问：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同学，这才结伴到了学校——这个同学如今是华北油田的采油总工程师。

　　 1984年我到西安学习了20多天，在这期间和一个同事俩人偷偷商量了一下，找了个间隙，自费回了趟家。给父母买了些蜂王浆、香蕉、点心。这时我已经和余艳萍谈上了对象，我给父母说了说找对象的事，两位老人要看照片，可是我没带，说好回去以后给他们寄。两位老人听我介绍了艳萍的情况挺高兴，说挺好，咱们农民家的，找了人家工人家的闺女，挺好的！其实当时家里也给我张罗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家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女大学生，还有一个是县农行的，可我已经有了艳萍了，对她非常中意。

　　 1987年，我母亲在地里收白菜时，突然犯了脑溢血。我知道后赶紧赶到医院去看护了三天，然后到石家庄、北京到处找人找药，然后又在医院守了10多天。当年的春节，我再次回去看母亲，我和二姐一起倒了水，给母亲洗了头，我又给母亲洗了脚，母亲非常高兴。村里不断有人来看她，她逢人就说：我的脚是文贵给洗的。我听了心里很难受，父母给我们做了多少，而我们给父母做了一点点，他们就那么当回事。

　　 我母亲是1989年中秋节时去世的。当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出国考试前的学习，抽时间回了趟家，和父母一起吃了顿饺子。到学习结束，考试那天早上，我突然心慌得不行，眼睛看着考卷，脑子却怎么也转不过来，懵懵的。考完一回到房间就接到电话，说母亲病危。我赶紧去请假，本来第二天要参加外语的口试，老师很理解我，和我用英语就请假问题对话，然后说：行，你的口语过关了。

　　 我紧赶慢赶，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就是在我早上参加考试的时候。

　　 艳萍经常说我：你们家养你这个儿子可真没多大用处，给你们家没做多少贡献，把你养大，一直都不在身边，也就是寄点钱。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这样，一想到这些心里真不好受。

　　 艳萍对给我们家寄钱的事抓得很紧，每个月不用我说，她都操心着呢。我们原来一直住在花土沟，海拔3000多米，又干，风沙又大，年轻人都受不了，所以也不敢让老人来。后来搬到敦煌，艳萍马上说：把你爹接来吧。可老人坚决不来。

　　 我岳父身体也不好，可因为艳萍身体不好，所以1998年就从重庆迁来，每天帮我们买菜、做家务。有一天夜里，我去办公室查资料，艳萍怕我深夜回来摸黑开门麻烦，就没锁院子门。大约半夜三点了，她听见院里有声音，以为是我回来了，就披上衣服出来迎。走出门，见院子里蹲着一个人，心里就紧张起来，也不知道是我病了还是小偷进来了，就试着问：你在这里干啥？那个人一下子站了起来，她一看，人高马大的，不是我，就喊了起来：快来人呀！陌生男人说：你咋呼啥？艳萍转身进屋去抓起一个凳子防着，一边大声叫女儿给爸爸打电话，不见女儿回话，她关上门，跑进卧室一看，见女儿已经吓得把被子捂在头上发抖，哭着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艳萍赶紧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进院子了，你快回来！然后又拿起榔头守在门口。等我匆匆忙忙赶回来时，那人已经逃走了。女儿哭着喊：爸爸，我害怕，晚上你不要走嘛！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紧紧地抱住女儿说：爸爸以后再也不这样了！那天我一直抱着女儿，依着艳萍，整整一个晚上。从那以后，我下班以后就尽量把工作拿到家里来干。

　　 反正家里这些事一说起来，心里总是酸酸的。我的父母、岳父母、妻子、孩子，他们给我的很多很多，我实在有愧于他们。我在想，如果说我是用技术改进的一个个成果，报效油田，报效国家，那么，这些成果中凝聚了多少本应属于他们的幸福和欢乐啊！秦文贵：爱情中理解万岁

　　 刚工作时在井队上，有的工人想考职工中专，我就给辅导。其中有一个是女的。辅导没几天，这位女工人的男朋友有了误会——其实那位女工和我都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有一天，我正在工房里给两位男工人辅导，那位男朋友的徒弟冲了进来，威胁我。那两位男工人站起来，几脚就把那个徒弟踏到床底下了，然后让我坐在床上继续辅导。我在床上怎么能坐踏实呀！但是几次站起来，几次都让他们按下去。等辅导完一看，那个徒弟在床底下睡着了。

　　 我们局电视台的一位女同志看上了我们队一位同志，一天中午自己跑上山来了。王队长想当然地以为是我，就把我们俩弄到一块说话。后来才知道是闹误会了，人家看中的是我们队一位高个的帅小伙子。

　　 后来蒋曙光给我介绍了现在的老婆，叫余艳萍。那一天下午快下班了，突然说要见面，匆匆忙忙换了身涤卡衣服，搭了辆罐车就下山了。下车时满身满脸都是土，扑腾扑腾就进去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一直到吃饭，一句话也没说。当时她和她妹妹去洗澡了，从外面进来，我也不敢细看，也不知到底是哪一个。晚上没有回队上，住在了老蒋家里，我才问：到底是哪一个呀？

　　 在这以后，每过十几天，王队长就给我放个假。我就下山谈恋爱。也没别的谈法，整个花土沟就十字路口有个小商店，俩人一起进去转一圈。再就是到她家去吃饭。每次去都能吃一顿好的。后来连她弟弟都有意见了，说：为啥有好吃的都要等他来了才吃？

　　 到人家家去了多次，一分钱的东西也没给人家家里拿，后来有一次就买了5斤苹果，每斤8毛钱。艳萍说：她父母说了，他们就图个人好，知道我穷，从不要求我拿东西。后来和他们家人越处越亲，他弟弟每次一见我去，就跑过来坐在我身上、脚上，像亲弟弟一样。

　　 谈了一年多，该结婚了。我存了有2000元钱，她家给了1000元钱。我们俩用这笔钱回了趟我们家，然后去了北京、上海、苏州，回来还剩了几百元钱。双方的朋友、同事、同学、老乡听到喜讯都送来了礼品，主要是暖水瓶和被面，家里一下子有了好多暖水瓶。为了表示感谢，就用剩下的钱在职工食堂摆了几桌，请大家吃了个饭。然后我们就在一间土坯房里开始过日子了。所以我这辈子就谈过一个对象，就成了。两口子在一起，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不管走到哪里，真是难舍难分。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俩认真说过以后的家庭分工问题，她觉得她文化低一些，愿意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工作，她希望我有出息。

　　 但我也尽量想让她少累一点。衣服在井队划破了，我尽量自己缝，尽量少给她添麻烦。后来她身体不好，我对她口头关心多一些，实际行动少一些。做饭我做不来，但饭后洗碗的活儿一向是我干。她做饭可能用盘子和碗了，四川人讲究吃，油也用的多，每次要洗一大堆。洗衣服我比她利索，她洗的时候，每次往洗衣机里只搁两三件，一洗就是老半天，“咚咚咚”响个不停，我烦，我就去洗，我洗，一次放好多件，两锅就洗掉了。

　　 她们单位集体唱歌，我再忙也要专门去听一下。她吃的少，每次吃饭时我都再三劝她再加三口，我说：每天加三口，慢慢地就能把胃撑大一点，就能多吃点饭，身体就能强一点。但说多了她也烦。

　　 她在重庆住院的时候，我照顾了她40多天，每天伸出胳膊让她撑着慢慢站起来稍稍活动一下。人病的时候脾气肯定不好，她也一样，常常莫明其妙就发火、哭、骂人，有时劝不住，我就到阳台上抽支烟，然后再进去照顾她。

　　 夫妻，年轻时无所谓，时间越长，对方的分量越重，不可缺失。爱情中理解万岁！

　　 我出差的时候比较多，有一两次没有给孩子带东西，一进门她就翻包，一看没东西，就不高兴。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差回来都专门给孩子买点东西，其实现在敦煌这里什么东西也都有，但是带回来的和在这里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余艳萍：你千万别说我有病，爸爸很忙，也很累

　　 其实，我最初爱上他，也就是因为他爱学习、爱钻研。

　　 初次认识他，是1983年的秋季。那时我们都在柴达木西部的花土沟，是一片戈壁荒漠。父亲在油田钻井工程处生产科工作，经常见秦文贵去借外文资料。那时借外文资料的青年人很少，所以我和父亲对他爱学习、爱钻研有很好的印象。第一次见面时，他从钻井队下来，又黑又瘦头发又长，显得比介绍的年龄大得多。我和父亲不放心，怀疑他是不是隐瞒了年龄，父亲还专门去劳资科查了，证明他确实只有22岁，我就同意了。

　　 从刚认识开始，他就一直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很少见面。但我理解他。过去父亲在钻井队工作时，也是这样，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

　　 1993年冬天，文贵出差了。供应冬菜时我买了好几十斤大白菜，一棵一棵搬到房顶上去晒，傍晚又一棵一棵地从房顶上抱下来。我终于累垮了，腰疼、肚子疼，疼得在床上打滚。女儿哭着喊道：爸爸快回来呀！为了不让女儿着急，我硬是撑着站起来，但是手抖得穿不上衣服，好不容易才披上大衣，就推门出去找同事，同事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住进了医院。为了少给别人添麻烦，中午，女儿到同事家吃饭，晚上我就摇摇晃晃走回去，为女儿做饭。女儿用小手揉揉我的腰，捶捶我的背，她说等爸爸回来，我要让爸爸在家里照顾你。我说：你千万别说我有病，爸爸很忙，也很累。我从来都是这样想：有喜同喜，有忧我一个人忧，就少一份忧。

　　 我多想秦文贵回来帮我啊！那时他基本上一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带着一大摞他记录的资料，很疲惫的样子，我心一软，对他就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只希望他好好休息几天。可他总是每天看书看资料到深夜，有时一个通宵。

　　 腰疼好长时间，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没有告诉文贵。他那么忙，那么辛苦，我不忍心给他增加负担。

　　 尽管有时候有些怨气，可细想想，文贵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热衷于事业的人不一定就无情。结婚后，他给我买了一台当时最大的18英寸电视机。他说我经常在野外工作，让它来陪你吧。我为了支持他学习，也为了表达我的心意，给他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888型录音机。多少年来，他走到哪里，都把它带在身边。他工作虽然忙，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就帮着我做点家务，给孩子辅导功课。女儿知道爸爸爱她，等到爸爸从钻井队回来或者出差回来，她就会故意把换掉的脏袜子悄悄放在洗衣机上。文贵每晚总是深夜才从办公室回来，发现女儿的脏袜子，就悄悄地把它洗干净。有一天深更半夜，我听见他在洗东西，就说，留着明天我洗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他说不，女儿的袜子都留给我洗吧。我理解他，他是为了表达对女儿的爱，也就留给他了。文贵再忙，心里总是想着这个家的，我觉得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好父亲，做为丈夫和父亲，他已经尽了力了。

　　 从认识他到现在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敬重他爱钻研，有事业心，有责任感，喜欢他持之以恒的追求和毅力，喜欢他对家的忠诚与爱。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有种不寻常的爱，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令人崇敬的深重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思想，他的爱全部都在行动上，所以他也感染着我们全家，我们一家三代人都理解他，支持他，我问孩子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孩子说：喜欢爸爸。听的我心里又难受，又高兴。余艳萍：文贵对我说，就冲这些，不好好干行吗？

　　 文贵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给社会有所贡献，才活的有价值，才活的坦然。所以，每次知道他的技术革新为咱油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后，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我爸爸叫余永超，退休以前是个工人技师，听说“深井不下技术套管”这项新技术工艺试验成功，每口井节约综合钻井费用130万元时，赶忙从四川的家中打来电话：“文贵，这个技术真的可行吗？节约那么多的钱数字可靠吗？”我告诉爸爸，技术实验和节约资金数都得到了专家的认可，他这才放下了心。

　　 1997年，文贵被调到局里的双攻办任副主任，他的思想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学钻井的，而这项工作跟地质物探关联很大。我说：什么事能难倒你呀！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冲你这句话，我也要加倍努力。

　　 因为他对油田有贡献，油田的领导、同事和工人师傅们，对我们家也都特别关心，我们也觉得自豪。文贵不在时，总有工人师傅帮我扛液化气罐，小孩住院，是公司领导派人轮流看护。我原先上班单位离家太远，每天上下班得赶好几公里的路。钻井处领导就把我调到住地附近的教培中心。文贵到了敦煌，组织上也马上把我调到基地。我现在在油田诚信昆仑生物工程公司当出纳。文贵对我说：就冲这些，不好好干行吗？秦文贵：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我做的工作都是一个技术人员的本职工作，可现在给我的荣誉太高了。从“新长征突击手”、“双文明先进个人”，到特等劳动模范。1997年4月24日，团中央、全国青联评选出首次“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我名列5名之首。1997年5月4日，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我和其他四名获奖者。1997年5月上旬至中旬的十多天里，我在人民大会堂作事迹报告，在首都高校与大学生座谈，在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作特邀嘉宾。去领奖之前，青海油田在机关办公大楼前专门举行了欢送仪式。面对殷切的目光、热烈的掌声，我心里非常激动。局领导曾专门悄悄问我，有没有人冷嘲热讽？有没有人设置障碍？有没有过去办得成的事现在办不成了？我说没有。后来领导对别人说：这在典型中很难得，这说明选秦文贵选对了。

　　 我的血缘上的亲兄弟姐妹都在河北，但油田有我许多好兄弟，在很多时候，几百天里就我们四五十人在一起，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只有戈壁和狂风，感情是不一般的。刚工作时我的手受伤了，腊月二十六，正当我非常想家的时候，班长拎着一兜罐头和两斤白糖，和班里十多个人来看我。一会儿又端来一碗香喷喷的肉丝面，那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最香的一顿饭。

　　 我拼命搞试验，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那些井架旁的“粗鲁的好兄弟”能过得更好一点。他们常常提醒我在试验、技改中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毫无怨言地为我的突发奇想担当风险。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爱情、亲情、友情是人生力量的源泉。爱能使世界转动

　　 稿件来源：中华英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