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座历史丰碑

阿勒得尔图
　　

　　时间以每秒、每分、每小时的递进方式打凿出一条长达778年的历史邃道。邃道的那端是1226年的蒙古高原，西征6年的成吉思汗率领千军万马凯旋而归。在克鲁伦河畔迎接祖父的路上，年仅11岁的忽必烈第一次出猎就射中一只狡兔。已过花甲的成吉思汗喜不自胜，亲自为这位爱孙在大拇指上拭油，按照蒙古族的传统习俗，被拭油者无论年长年幼都会被视为勇敢的猎人。而成吉思汗为其拭油者史书记载只有忽必烈和他的弟弟旭烈兀，这无疑是他们兄弟的荣耀和骄傲。当然，他们兄弟也没有辜负祖父的厚望，一个成为大元帝国的皇帝，一个创建了伊儿汗国。

　　遥望历史邃道的1253年出口，　“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正率领铁骑行走在进军云南、平定大理的崎岖道路上。

　　历史邃道的起点是2004年，我在大理古城的街头寻找《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

　　大理三月好风光，我到大理则是四月，是大理多雨的时节。从下关乘船泛洱海去大理古城，五个多小时的航程几乎都是在细雨迷蒙中度过的。

　　文献上说《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在三月街广场上，背依苍山面临洱海，可是我转了好一阵子就是找不到。经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一所四面都是两米多高围墙的院落，石碑就在这所院落里。

　　铁门已经锈迹斑斓并终日紧锁。我用力敲门，几阵过后里面出现回应，很是高兴。当我迫不及待地说明来意却遭到里面的拒绝：“这儿不对外开放。”我再次用力敲门并且高声陈述，希望那位掌管钥匙的人能够听得清楚：“我是从内蒙古来的蒙古人，想看看先祖的丰碑，请您关照一下！”

　　开门的是一位老人，他仰着一张布满皱纹的脸，用浑浊的目光打量我一番后翕动着嘴唇吐出两个字：“进吧！”虽然得以放行，但我心里却直犯嘀咕，大理古城是个景点众多、游人如织的好去处，做为国家和云南省两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完全可以做为一个景点对外开放，以便让人们更为直接、更为客观、更为真实地去触摸云南的历史，因为云南是在忽必烈手下划入中国版图的，这通石碑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云南的旅游部门不但没有把《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做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而且在街上连一个标志都没有立，这就让人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终于站在《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前。面对石碑，就是面对历史，就是面对金戈铁马，就是面对身先士卒的伟大统帅忽必烈。

　　《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立于1304年，至今整整700周年，碑座是一只以负重著称的　，据说是龙的儿子。高达4米之多的碑身是由上下两块青石对接相衔而成，一碑分刻两石而又浑然天成，乃天下之少见。碑文为什么分刻在两块青石上，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没有人出来诠释，但有其深刻蕴涵应该是必然的。或许从碑文中能寻见一点端倪，1253年忽必烈平定云南，称帝14年后又于1274年派赛典赤治理云南，是否与这两件事有某种内在联系呢？这仅仅是我的揣度和猜测，有点儿冒昧和突唐，也许和历史真相大相径庭，但我毕竟用心去思考了。

　　成吉思汗挥鞭西指，用20万铁骑划出3000多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版图，使欧亚两个洲际版块之间没有“此疆彼界”。然而，就是这样的偌大版图还不包括当时已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金、西夏、南宋和大理政权统治下的行政区域。

　　成吉思汗构建的帝国大厦理所当然包括这些区域，遗憾的是他壮志未酬，溘然长逝。从窝阔台始，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临终前做出的灭金、西夏、南宋和大理的战略部署。成吉思汗逝世的当年西夏灭亡，1233年金朝灭亡，无庸讳言，这两个政权都是在极为血腥中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的。而忽必烈进军云南、平定大理应该说是成吉思汗所有继承者采取军事行动中最为和善的一次战争，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将大理划入大蒙古国的版图，为最终消灭南宋完成江山一统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斯时，年仅37岁的忽必烈虽然只是一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少帅，但在他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中已经凸现出君临天下的大家风范及帝王气慨。

　　汉武帝刘彻把云南纳入其统治范围并设以郡县，但因鞭长莫及并未对“西南夷”实行过真正而有效的统治。盛唐时期（公元649年）六诏之一蒙舍诏的细奴逻建立南诏国后，与唐王朝分庭抗理长达253年。至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度，奸相佞臣胡作非为，终于在公元751年至754年间爆发唐王朝与南诏国的大规模战争。唐王朝南征的“中国利兵”　“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支轮不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宝之战”，那边刚刚战败，这边又发生“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公元937年，段思平起兵消灭南诏灭亡后的几个地方割据政权，建立大理国，统治长达316年。即便是宋王朝入主中原后，开国皇帝赵匡胤“玉斧”一挥，划界大渡河，无奈地承认当时的大理为“邻国”了。

　　从南诏到大理凡600余年，大理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忽必烈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与汉、与唐、与宋都敢刀兵相见的强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忽必烈于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　逾吐蕃。十月渡大渡河，十一月渡泸，十二月薄其都城。”其军队“经吐蕃、曼陀，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溪，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途，前行者雪行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从前人的这些记载中不难想象到忽必烈这次率军远征的艰苦卓绝。然而，忽必烈的这些壮举并非前无古人，他是在其祖辈、父辈的影响下完成这一壮举的。成吉思汗与拖雷率11万大军西征，曾穿越几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基西尔库姆沙漠；术赤和者别率军翻越世界禁区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在马蹄都能冻僵的环境中创造出奇迹。

　　从“祭旗于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　“乘革囊及木筏”渡过金沙江后逼近大理，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即将抵达大理时，忽必烈曾举行晚宴犒赏将领，席间，跟随忽必烈多年的硕学巨儒姚枢趁着酒兴给忽必烈讲过一个故事。宋初大将曹彬领命攻克南唐，战前称病不起。当部下来探望时，他感慨万千地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对于姚枢所讲的故事，“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当时并没有枉加评论，第二天出发时刚跃上马背，忽必烈扶鞍前行时很是激动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事，吾能为之！”进攻大理的确是一场硬仗，大理国王段兴智、宰相高泰祥凭险而抗，恃强而骄，根本不把忽必烈及其蒙古大军放在眼里，就连派去劝降的使节也给杀害了。尽管如此，城破后忽必烈仍然“命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

　　1254年初，忽必烈平定大理后便挥师北还。不久，负责平定云南全境的大将兀良合台就捉住了逃到昆明的大理国王段兴智。忽必烈命令兀良合台不许杀害段兴智，同时又任命段兴智以大蒙古国官员的身份继续治理云南，这的确是一种胆识，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难怪撰写碑文的程文海大发感慨：“微天地之德，敦能与于此乎？”

　　忽必烈北还时，令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全境，兀良合台效仿成吉思汗在战争中建立起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这样的军政合一的政权。1260年，忽必烈称帝后曾派其子镇守云南。无论是军政合一制度还是宗王制度，都不适应和平时期云南的建设与发展，“云南胜地，极在遐荒。自朕亲临，率兵归附，迄今役属二十余年，抚恤之心切，而下民之志未定。今欲得人，以革其弊。”经过深思熟虑，忽必烈治理云南的最终人选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忽必烈语重心长地对这位斯时已年届63岁的白胡子老头儿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

　　赛典赤是回族人，成吉思汗西征结束时从西域带回草原。他先是在宫廷充任侍卫，窝阔台时期曾任云、靖、丰三州达鲁花赤和燕京路断事官，忽必烈初期曾掌管中央政府财政大权，派遣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政绩显赫的少数民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主持行政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赛典赤1274年入滇，1276年变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等具有军事性质的机构为路、州、府、县等行政机构，从而使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省级建制。

　　忽必烈入滇途经丽江时曾得到木氏土司的大力支持，这对他后来制定政策有深远的影响。云南建立行省后，平章政事（省长）由中央派遣、任命，而省属路、州、府、县的官员多为土官。土官制度的建立，无疑是一把解决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问题的“万能钥匙”，是忽必烈的一个伟大创举。忽必烈的土官制度因为适用于云南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所以极具生命力，在滇西摩梭人中，这种土官制度一直沿袭到建国初期。

　　忽必烈对云南的平定和对云南的治理都体现出他的亲民思想和爱民情结，勒石以记之当在情理之中。《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就是在他平定云南21年、逝世8年以后，即1304年由时任云南平章政事的也速答儿主持树立的。

　　成吉思汗时期，几十种宗教、上百个民族都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和他一起打造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忽必烈称帝后大量任用汉族干部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使国家日益昌盛。昆明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孙髯翁就对“元跨革囊”的伟烈丰功大加赞赏。毛泽东同志在《沁园春·雪》中写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对成吉思汗“一代天骄”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认可和肯定。

　　站在长满苔藓的古碑前，透过700多年的历史云烟，似乎依然能够与忽必烈进行对话，似乎他还是那样血气方刚，还是那样风华正茂，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还是那样虚怀若谷，还是那样叱咤风云，还是那样不畏艰难永往直前，还是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屹立在大理苍山脚下的《世祖皇帝平定云南碑》已经历700年风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座历史丰碑。